《咬文嚼字》——我的老师朱光潜闲谈记事。

俗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作为教师就要在上课前做好适合自己的教案。教案可以让学生更好的消化课堂内容，减轻教师们在教学时的教学压力。怎么才能让教案写的更加全面呢？小编特地为大家精心收集和整理了“《咬文嚼字》——我的老师朱光潜闲谈记事”，欢迎大家与身边的朋友分享吧！

朱光潜老师84岁时曾说过：“我一直是写通俗文章和读者道家常谈心来的。”读过这位名教授百万言译著的人，无不感到他的文章，即便是阐述艰深费解的美学问题和哲学问题，也都是以极其晓畅通俗的笔调在和读者谈心。接触过他的人，也同样感到，在生活中，他十分喜爱和朋友、学生谈心。他的这种亲切随和的谈心，汩汩地流出了他露珠似的深邃的思想和为人为文的品格。可惜，他的这种闲谈，其中许多并未形诸文字，真是一种稍纵即逝的闲谈。

50年代末，我在燕园生活了四五年，还没有机会与先生说过一句话，别说交谈、谈心了。50年代中期，北大一度学术空气活跃，记得当时全校开过两门热闹一时的擂台课，一门是《红楼梦》，吴组缃先生和何其芳先生分别讲授；另一门是《美学》，由朱光潜先生和蔡仪先生分别讲授。那年我上大二，年轻好学，这些名教授的课，对我极有吸引力，堂堂不落。课间休息忙从这个教室转战到那个教室，连上厕所也来不及。朱先生是一位清瘦的弱老头，操着一口安徽桐城口音，说话缓慢，常瞪着一双大眼，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美学大师。朱先生最初留给我的就是这使人容易接受的略带某种神秘感的印象。当时美学界正在热烈论争美是什么？是主观？客观？……朱先生是论争的重要一方。他的观点有人不同意，甚至遭到批评。讲授同一课题的老师在讲课时，就时不时点名批评他。朱先生讲课态度从容，好像激烈的课堂内外的争论与他很远。他谈笑风生，只管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中国引经据典地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讲得条理清晰，知识性强，每次听课的除本校的，还有外校和研究单位的人员，不下五六百人。下课以后，人群渐渐流散，只见他提着一个草包，里面总有那个小热水瓶和水杯，精神抖擞地沿着未名湖边水泥小径走去。几次我在路上等他，想向他请教听课时积存的一些疑问，可当时缺乏这种胆量。60年代初，他仍在西方语言文学系任教，特为美学教研室和文艺理论教研室的教师和研究生讲授西方美学史。我们及时拿到了讲义，后来这些讲义也成为高校教材正式出版了。也许因为听课的人只有一二十位，房间也变小了，或许也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年龄增大了，在朱先生的眼中我们算得上是大学生了，他讲课时常停下来，用眼神向我们发问。逼得我在每次听课前必须认真预习，听课时全神贯注，以防他的突然提问。后来渐渐熟了，他主动约我们去他家辅导，要我们将问题先写好，头两天送去，一般是下午3时约我们去他的寓所。那时他还住在燕东园，星散在花园里的一座座小洋楼似乎是一个个寂静筒，静谧得连一点声音也没有。我们悄声地上了二楼，只见朱先生已在伏案工作。桌面上摊开了大大小小长短不一的西文书，桌旁小书架上堆放了积木似的外文辞典。他听见我们的脚步声近了才放下笔，抬起头来看我们。他辅导的语调仍然是随和的，但我并没有太感到他的亲切，只顾低着头，迅速一字一字一句一句记。我们提多少问题，他答多少，有的答得详细，有的巧妙地绕开。他事先没有写成文字，连一页简单的提纲都没有。他说得有条不紊，记下来就是一段段干净的文字。每次走回校园，晚饭都快收摊了，一碗白菜汤，两个馒头，内心也感到充实。晚上就着微弱昏暗的灯光再细读他的谈话记录。他谈的问题，往往两三句，只点题，思索的柴扉就顿开了。

我曾以为永远听不到他的讲课了，听不到他的谈话了。10年内乱期间不断听到有关他受难的消息。其实，这二三十年他就是在长久的逆境中熬过来的，遭难对他来说是正常的待遇，他的许多译著，比如翻译黑格尔《美学》三卷四册，这一卓越贡献，国内其他学者难以替代的贡献，就是在他多次挨整、心绪不佳的情况下意志顽强地完成的。如果说，中国几亿人，在这场10年浩劫中，几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不可弥补的损失，对于我来说，一个难说很大但实在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就是我研究生期间记录杨晦老师、朱光潜老师辅导谈话的一册厚厚的笔记本被北大专案组作为“罪证”拿走丢失了。好在我的大脑活动正常，我常常在心里亲切地回想起朱先生当年所说的一切。

1980年，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使我和朱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这种接触比听他的课、听他的辅导、师生之间的交谈更为亲切、透彻。作为一位老师，他的说话语气再随和，在课堂上，在辅导时，总还带有某种严肃性。20年前我们在他的书房里听他两三小时的谈话，他连一杯茶水也不会想起喝，当然也不会想起问他的学生是否口渴。现在，当我在客厅沙发上刚坐下，他就会微笑着问我：“喝点酒消消疲劳吧中国白酒，外国白兰地、威士忌都有，一起喝点！”我们的谈话就常常这样开始，就这样进行，就这样结束。他喝了一辈子的酒，酒与他形影不离。他常开玩笑说：“酒是我一生最长久的伴侣，一天也离不开它。”我常觉得他写字时那颤抖的手是为酒的神魔所驱使。酒菜很简单，常是一碟水煮的五香花生米，他说：“你什么时候见我不提喝酒，也就快回老家了。”在他逝世前，有一段时间医生禁止他抽烟、喝酒。我问他想不想酒，他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摇摇头。去年冬天我见他又含上烟斗了，我问他想不想喝酒，他睁大眼睛说：“春天吧，不是和叶圣老早约好了吗？”

我记得我1980年再一次见到他，并不是在他的客厅里，朱师母说朱先生刚去校园散步了。我按照他惯走的路线在临湖轩那条竹丛摇曳的小路上追上了他。朱先生几十年来，养成了散步的习惯，清晨和下午，一天两次，风雨无阻，先是散步，后来增加打太极拳。我叫他：“朱老师！”他从遥远的想象中回转头来，定了定神，突然高兴地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夕阳将周围涂上了一片金黄。我告诉他昨天就想来。他说：“安徽人民出版社要我出一本书，家乡出版社不好推却，但我现在手头上正在翻译《新科学》，一时又写不出什么，只好炒冷饭，答应编一本有关文学和美学欣赏的短文章选本，这类文章我写过不少，有些收过集子，有些还散见在报刊上。也许这本书，青年人会爱读的。前几天出版社来人谈妥此事，我想请你帮忙，替我编选一下。”我说：“您别分神，这事我能干，就怕做不好。”他说：“相信你能做好，有些具体想法再和你细谈。走，回家去。”在路上，他仔细问我的生活起居，当听说我晚上常失眠，吃安眠药，他批评说，文人的生活一定要有规律，早睡早起，千万别养成开夜车的习惯。下半夜写作很伤神他说写作主要是能做到每天坚持，哪怕一天写一千字，几百字，一年下来几十万字，就很可观了，一辈子至少留下几百万字，也就对得起历史了。他说起北大好几位教授不注意身体，50岁一过就写不了东西，开不了课。这很可惜。他说，写作最怕养成一种惰性，有些人开笔展露了才华，后来懒了，笔头疏了，眼高手低，越来越写不出。脑子这东西越用越活，笔头也是越写越灵，这是他几十年的一点体会。50年前他写谈美12封信，很顺手，一气呵成，自己也满意。最近写《谈美书简》，问题思考得可能要成熟些，但文章的气势远不如以前了。这二三十年他很少写这种轻松活泼的文章。他开玩笑地说，写轻松活泼的文章，作者自己的心情也要轻松愉快呵在希腊、在罗马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和学术空气自由，所以才涌现出了那么多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文体也锋利，自如活泼。他的这番谈话使我想起，1978年《文艺报》复刊时，我曾写信给朱先生，请他对复刊后的《文艺报》提点希望，他在二三百字的复信中，主要谈了评论、理论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以理服人，平等讨论，不要轻率做结论。他说：“学术繁荣必须要有这种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局面。”

我谛听朱先生的多次谈话，强烈地感到他的真知灼见是在极其坦率的形式下流露出来的。他把他写的一份《自传》的原稿给我看。这是一本作家小传的编者请他写的。我一边看，他顺手点起了烟斗。他备了好几个烟斗，楼上书房，楼下客厅里随处放着，他想抽烟就能顺手摸到。朱先生平日生活自理能力极差，而多备烟斗这个细节，却反映了他洒脱马虎之中也有精细之处。他想抽烟，就能摸到烟斗，比他随身带烟斗，或上下楼去取烟斗要节省时间。

我看完《自传》没有说话，他先说了：“这篇如你觉得可以就收进《艺文杂谈》里，让读者了解我。”这是一篇真实的自传，我觉得原稿中有些自我批评的谦辞过了，便建议有几处要加以删改。他想了一会，勉强同意，“不过，”他说，“我这人一生值得批判的地方太多，学术上的观点也常引起争论和批评，有些批评确实给了我帮助。一个人的缺点是客观存在，自己不说，生前别人客气，死后还是要被人说的。自传就要如实地写。”时下人们写回忆录，写悼念文章，写自传成风，我阅读到的溢美的多，像朱先生这样恳切地暴露自己弱点的实在鲜见。我钦佩他正直的为人，难怪冰心听到他逝世消息时脱口说出他是位真正的学者。最近作家出版社约我编《十年1976～1986散文选》，我特意选了朱先生这篇《自传》。读着他这篇优美的散文，我看到了，也愿意更多的朋友看到他瘦小身躯里鼓荡着的宽阔的胸怀。

在我的记忆里，朱先生的闲谈从来是温和的，缓慢的，有停顿的。但有一次，说到争鸣的态度时，他先平静地说到批评需要有平等的态度，不是人为的语气上的所谓平等，重要的是正确理解对方的意思，在需要争论的地方开展正常的讨论。说着说着，他突然有点激动地谈起自己的一篇文章被争鸣的例子。他有篇文章发表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论述的一些理解。他说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为了引起更多人的研究，他期待有认真的不同意他的观点的文章发表。他说后来读到一篇批评文章很使他失望。这篇文章并没有说清多少他的意见为什么不对，应该如何理解，主要的论据是说关于这个问题某个某个权威早就这样那样说过了。朱先生说，这样方式的论争，别人就很难再说话了。过去许多本来可以自由讨论的学术问题、理论问题用这种方式批评，结果变成了政治问题。朱先生希望中青年理论家要敏锐地发现问题，敢于形成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有次他提出要我替他找一本浙江出版的《郁达夫诗词抄》。他说他从广告上见到出版了这本书。恰巧不久我去杭州和郁达夫家乡富阳，回来送他一本。他很高兴，说达夫的旧体诗词写得好，过去读过一些，想多读点。过后不久，有次我去，他主动告诉我这本书他已全读了，证实了他长久以来的一种印象：中国现代作家中，旧体诗词写得最好的是郁达夫。他说他有空想写一篇文章。我说给《文艺报》吧。他笑着说：肯定又要引火烧身。不是已有定论，某某、某某某的旧体诗词是典范吗？他说郁达夫可能没有别人伟大，但他的旧体诗词确实比有的伟大作家的旧体诗词写得好，这有什么奇怪？他强调对人对作品的评价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千万不要因人的地位而定。顺此他又谈到民初杰出的教育家李叔同，他认为李在我国近代普及美育教育方面贡献很大，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价。他说李后来成了弘一法师，当了和尚，但并不妨碍他曾经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美术家、书法家。他说现在有些文学史评价某某人时总爱用“第一次”的字眼，有些真正称得上第一次，有些则因为编者无知而被误认为是第一次的。他说很需要有人多做些历史真实面貌的调查研究。我在《文汇月刊》发表了一篇《引进西方艺术的第一人——李叔同》，朱先生看后建议我为北大出版社美学丛书写一本小册子，专门介绍李叔同在美学上的贡献。我答应试试。为此还请教过叶圣老，他亦鼓励我完成这本书。朱先生这几年多次问起这件事。他说：“历史不该忘记任何一位不应被遗忘的人。”

朱先生虽然长期执教于高等学府，但他主张读书、研究不要脱离活泼生动的实际。他很欣赏朱熹的一首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多次熟练地吟诵起这首诗。1981年我请朱先生为我写几句勉励的话，他录写的就是这首诗。他在递给我时又说起这首诗的末句写得好，意味无穷。有次他谈起读书的问题，他强调要活读书。他说现在出书太多，连同过去出的，浩如烟海，一个人一生不干别的，光读书这一辈子也读不完。这里有个如何读和见效益的问题。他认为认真读书不等于死读书。他说，要从自己的兴趣和研究范围出发，一般的书就一般浏览，重点的书或特别有价值的书就仔细读，解剖几本，基础就打牢了，20多年前他曾建议我们至少将《柏拉图文艺对话录》读三遍。他举例说，黑格尔的《美学》是搞文艺理论、评论的人必须钻研的一部名著。但三卷四册的读法也可以有区别，重头书里面还要抓重点，他说《美学》第三卷谈文学的部分就比其它部分更要下功夫读。他说搞文艺理论研究的人，必须对文学中某一样式有深入的了解和欣赏。他个人认为诗是最能体现文学特性的一种样式。他喜欢诗。他最早写的有关文学和美学欣赏的文字，多举诗词为例。新中国成立后他为《中国青年》杂志写过一组赏析介绍中国古典诗词的文章。40年代他在北大讲授“诗论”，先印讲义后出书，影响很大，前年三联书店又增订出版。他在后记中说：“我在过去的写作中，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诗论》。我在这里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么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也做了探索分析。”他说我们研究文学可以以诗为突破口，为重点，也可以以小说、戏剧为重点。总之，必须对文学某一样式有较全面、历史的把握。否则，写文艺理论和写文艺评论文章容易流于空泛。

朱先生很讨厌盲目吹捧，包括别人对他的盲目吹捧。他希望读到有分析哪怕有尖锐批评的文章。香港《新晚报》曾发表曾澍基先生的《新美学掠影》一文，我看到了将剪报寄给朱先生看，不久他回信说该文“有见地，不是一味捧场，我觉得写得好。”他常谈到美学界出现的新人，说他们的文章有思想，有锋芒，有文采，他现在是写不出的。他感叹岁月无情，人老了，思维也渐渐迟钝了，文笔也渐渐滞板了，他说不承认这个事实是不行的。

朱先生的记忆力近一二年明显有衰退。有几件小事弄得他自己啼笑皆非。有次他送书给画家黄苗子和郁风。分别给每人签名送一本。郁风开玩笑叫我捎信去：一本签两人名就行了。朱先生说原来晓得他们是一对，后来有点记不准，怕弄错了，不如每人送一本。过了一阵，他又出了一本书，还是给黄苗子、郁风每人一本，我又提醒他，他笑着说：“我忘了郁风是和黄苗子还是黄永玉……拿不准，所以干脆一人一本。”小事上他闹出的笑话不止这一桩。但奇怪的是，谈起学问来，他的记忆力却不坏。许多事，只要稍稍提醒，就会想起，回答清楚。1983年秋天，他在楼前散步，躲地震时临时搭起的那间小木屋还没有拆除，他看看花草，又看看这间小屋，突然问我：最近忙不忙？我一时摸不清他的意思，没有回答。他说你有时间，我们合作搞一个长篇对话。你提100个问题，我有空就回答，对着录音机讲，你整理出来我抽空再改定。我说安排一下可以，但不知问题如何提？他说：可以从他过去的文章里发掘出一批题目，再考虑一些有关美学文艺欣赏、诗歌、文体等方面的问题。每个问题所谈可长可短，平均2000字一篇。他当场谈起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写了有关园林艺术的专著，很有价值。他说，从园林艺术研究美学是一个角度。他说，外国有一部美学辞典，关于“美”的条目就列举了中国圆明园艺术的例子。答应空些时翻译出来给我看。那天，我还问起朱先生为什么写文艺评论、随笔喜欢用对话体和书信体？他说你这不就提了两个问题？你再提98个题目便成了。他又说，你还问过我，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和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对后来的文艺发展究竟谁的影响大？这又是一个题目。我在一篇文章中说《红楼梦》是散文名篇，有人认为“散文名篇”应改为“著名小说”，我不同意，为什么？这里涉及到中国古代散文的概念问题。他笑着说：题目不少，你好好清理一下，联系实际，想些新鲜活泼有趣的题目。我们约好冬天开始，叫我一周去一次。后来由于他翻译维柯《新科学》没有间歇，我又忙于本职编辑工作，出一趟城也不容易，就这样，一拖再拖终于告吹。朱师母说：朱先生生前有两个未了的心愿，一是未见到《新科学》出书，一是未能践约春天去看望老友叶圣陶、沈从文。我想，这个闲谈记录未能实现，也该是朱先生又一桩未了的心愿吧！(吴泰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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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文嚼字》——朱光潜

朱光潜(1897-1986)，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安徽桐城人。192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文科教育系。1930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33年获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授、教务长。1946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代院长，中国美学学会第一届会长，民盟第三至五届中央委员。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毕生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在西方美学思想和中西方文化研究方面造诣较深。

朱光潜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写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专著，对于我国现代美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朱光潜也是我国现代比较美学和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之一。他所著的《诗论》是我国比较美学的典范作品，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著名诗论，触类旁通，潇洒自如，美不胜收。朱光潜认为：“在我过去的写作中，如果说还有点什么自己独立的东西，那还是《诗论》。《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么中国诗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作了一些科学的分析。”此外，他的《文艺心理学》也是融贯中西的经典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经过对自己以前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自我批判，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实践观点”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美学流派。粉碎“四人帮”后，朱光潜又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进行系统研究，对一些译文提出了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意见，他为我国现代美学建设，为建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和文艺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朱光潜

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

朱光潜，笔名孟实，安徽省桐城县人。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近代。王国维、蔡元培、鲁迅、周扬等为我国现代美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直到20世纪三十年代，美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时朱光潜写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专著，具有开拓意义。

朱光潜也是我国现代比较美学和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之一。《诗论》是我国比较美学的典范作品，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著名诗论，触类旁通，潇洒自如，美不胜收。朱光潜认为：“在我过去的写作中，如果说还有点什么自己独立的东西，那还是《诗论》。《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么中国诗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作了一些科学的分析。”此外，他的《文艺心理学》也是融贯中西的经典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经过对自己以前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自我批判，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实践观点”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美学流派。粉碎“四人帮”后，朱光潜又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进行系统研究，对一些译文提出了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意见，他为我国现代美学建设，为建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和文艺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西方美学史》是朱光潜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美学史著作，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代表了中国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水平。对黑格尔《美学》的翻译，为他赢得了崇高声誉。他的数量众多的译著和译文为我国的美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关于朱光潜的治学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自我解剖，不断批判。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批判和美学辩论中，朱光潜勇于解剖自己，严肃批判了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特别是他自己曾经宣扬过的唯心主义。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名教授，他的这一行为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以后，他不断地批判自己，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新的问题，堪称学者的楷模。

二是寻求真理、学风端正。

朱光潜通过批判唯心主义认识到以往自己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以后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原著。他在近六十岁时开始自学俄语，并用各种文本（中、德、俄、法、英）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他提倡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晚年的《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就是他治学精神的具体体现。

三是“三此主义”，忘我精神。

朱光潜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另一地位去做。”这是朱光潜不尚空谈，着眼现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朱光潜（1897．9—1986．3）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

朱光潜，笔名孟实，安徽省桐城县人。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近代。王国维、蔡元培、鲁迅、周扬等为我国现代美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直到20世纪三十年代，美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时朱光潜写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专著，具有开拓意义。这些著作对西方美学思想的介绍是较为详备的，对于美学基础知识、基本观点的阐述也较系统。《文艺心理学》从美感经验的分析开始，深入到美的本质的讨论，然后联系艺术的起源和艺术的创造，最后阐述美的范畴。书中还将西方现代美学的流派、观点，纳入各章加以介绍，旁证博引，沟通中西。

朱光潜也是我国现代比较美学和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之一。《诗论》是我国比较美学的典范作品，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著名诗论，触类旁通，潇洒自如，美不胜收。朱光潜认为：“在我过去的写作中，如果说还有点什么自己独立的东西，那还是《诗论》。《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么中国诗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作了一些科学的分析。”此外，他的《文艺心理学》也是融贯中西的经典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经过对自己以前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自我批判，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实践观点”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美学流派。粉碎“四人帮”后，朱光潜又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进行系统研究，对一些译文提出了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意见，他为我国现代美学建设，为建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和文艺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西方美学史》是朱光潜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美学史著作，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代表了中国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水平。对黑格尔《美学》的翻译，为他赢得了崇高声誉。

他的数量众多的译著和译文为我国的美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关于朱光潜的治学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自我解剖，不断批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批判和美学辩论中，朱光潜勇于解剖自己，严肃批判了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特别是他自己曾经宣扬过的唯心主义。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名教授，他的这一行为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以后，他不断地批判自己，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新的问题，堪称学者的楷模。

二是寻求真理、学风端正。朱光潜通过批判唯心主义认识到以往自己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以后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原著。他在近六十岁时开始自学俄语，并用各种文本（中、德、俄、法、英）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他提倡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晚年的《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就是他治学精神的具体体现。

三是“三此主义”，忘我精神。朱光潜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另一地位去做。”这是朱光潜不尚空谈，着眼现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光明日报》2001年4月3日

《咬文嚼字》——诗人的孤寂（朱光潜）

心灵有时可互相渗透，也有时不可互相渗透。在可互相渗透时，彼此不劳唇舌，就可以默然相喻；在不可渗透时，隔着一层肉就如隔着一层壁，夫子以为至理，而我却以为孟浪。惠子问庄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反问惠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谈到彻底了解时，人们都是隔着星宿住的，长电波和短电波都不能替他们传达消息。

比如眼前这一朵花，你所见的和我所见的完全相同么？你所嗅的和我所嗅的完全相同么？你所联想的和我所联想的又完全相同么？“天下之耳相似焉，师旷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这是一句粗浅语。你觉得香的我固然也觉得香，你觉得和谐的我固然也觉得和谐；但是香的、和谐的，都有许多浓淡深浅的程度差别。毫厘之差往往谬以千里。法国诗人魏尔兰（Verlaine）所着重的nuance，就是这浓淡深浅上的毫厘差别。一般人较量分寸而不暇剖析毫厘，以为毫厘的差别无关宏旨，但是古代寓言不曾明白地告诉我们，压死骆驼的重量就是最后的一茎干草么？

凡是情绪和思致，愈粗浅，愈平凡，就愈容易渗透；愈微妙，愈不寻常，就愈不容易渗透。一般人所谓“知解’都限于粗浅的皮相，把香的同认作香，臭的同认作臭，而浓淡深浅上的毫厘差别是无法可以从这个心灵渗透到那个心灵里去的。在粗浅的境界我们都是兄弟，在微妙的境界我们都是秦越。曲愈高，和愈寡，这是心灵沟通的公例。

诗人所以异于常人者在感觉锐敏。常人的心灵好比顽石，受强烈震撼才生颤动；诗人的心灵好比蛛丝，微嘘轻息就可以引起全体的波动。常人所忽视的毫厘差别对于诗人却是奇思幻想的根源。一点沫水便是大自然的返影，一阵螺壳的啸声便是大海潮汐的回响。在眼球一流转或是肌肤一蠕动中，诗人能窥透幸福者和不幸运者的心曲。他与全人类和大自然的脉搏一齐起伏震颤，然而他终于是人间最孤寂者。

诗人有意要“孤芳自赏”么？他看见常人不经见的景致不曾把它描绘出来么？他感到常人不经见的情调不曾把它抒写出来么？他心中本有若饥若渴的热望，要天下人都能同他在一块地赞叹感泣，在心灵探险的途程上，诗人于是不得不独踯躅了。

一般人在心目中，这位独行踯躅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诗人布朗宁（Browning）在《当代人的观感》一首诗里写过一幅很有趣的画像。误解，猜疑，谣琢是相因而至的。你看那位穿着黑色大衣的天天牵着一条老狗在不是散步的时候在街上踱来踱去，他真是一个怪人！——诗人的当代人这样想。他一会儿拿手杖敲街砖，一会儿又探头看鞋匠补鞋。你以为他的眼睛不在看你罢，你打了马，骂了老婆，他都源源本本地知道了。他大概是一个暗探。据说他每天写一封长信给皇上。甲被捕，乙失踪，恐怕都是他弄的把戏。皇上每月究竟给他多少薪俸呢？有一件事我是知道很清楚的。他住在桥边第三家，每晚他的屋里满张华烛，他把脚放在狗背上坐着，二十个裸体的姑娘服侍他进膳。但是这位怪人所住的实在是一间顶楼角屋，死的时候活像一条熏鱼！一般人对于诗人的了解如此。

一般人不也把读诗看作一种时髦的消遣么？伦敦纽约的街头不也摆满着皮面金装的诗集，让老太婆和摩登小姐买作节礼么？是的，群众本来是道地的势利鬼，就是诗人，到了大家都叫好之后，还怕没有人拿称羡暴发户的心理去称羡他！群众所叫好的都是前一代的诗人，或是模仿前一代诗人的诗人。他们的音调都已在耳鼓里震得滥熟，听得惯所以觉得好。如果有人换一个音调，他就不免“对牛弹琴”了。“诗人”这个名字在希腊文中的意义是“创作者”。凡真正诗人都必定避开已经踏烂的路去另开新境，他不仅要特创一种新风格来表现一种新情趣，还要在群众中创出一种新趣味来欣赏他的作品。但是这事谈何容易？英国的华兹华斯和济慈，法国的波德莱尔和马拉梅，费了几许力量，才在诗坛上辟出一种新趣味来？“千秋万岁名”往往是“寂寞身后事”。诗人能在这不可知的后世寻得安慰么？汤姆生在《论雪莱》一文里骂得好：“后世人！后世人跑到罗马去溅大泪珠，去在济慈的墓石上刻好听的殊语，但是海深的眼泪也不能把枯骨润回生！”

阿里斯托芬在柏拉图的《会饮篇》里说，人原来是一体，上帝要惩罚他的罪过，把他截成两半，才有男有女。所谓“爱情”就是这已经割开的两半要求会合还原为一体。真正的恋爱应该是两个心灵的忻合无间，因此，许多诗人在山穷水尽时都想在恋爱中掘出一种生命的源泉。像莎士比亚所歌唱的：

这里没有仇雠，

不过天寒冷一点，风暴烈一点。

但是从历史看，诗人中很少有成功的恋爱者。布朗宁最幸运，能够把世人看不见的那半边月亮留给他的爱人看。此外呢？玛丽·雪莱也算是一个近于理想的人物了。哪一个妻子曾经像她那样了解而且尊敬一个空想者的幻梦？但是雪莱在那不勒斯所做的感伤诗，却有藏着不让她看见的必要，他沉水之后，玛丽替他编辑诗集，发现了那首感伤诗，在附注中一方面自咎，一方面把她丈夫的悲伤推原到他的疾病。读雪莱的原诗和他夫人的附注，谁不觉得这美满因缘中的伤心语比蔡女的胡笳，罗兰的清角，还更令人生人世无可如何之叹呢？然而这是雪莱的错处么？玛丽的错处么？错处都不在他们，所以这部悲剧更沉痛。人的心灵本来都有不可渗透的一部分，这在恋爱者中间也不能免。

彼得莱尔有一首散文诗，叫做《穷人的眼睛》，以日常情节传妙想，很值得我们援引。我们的诗人陪着他的佳侣坐在一间新开张的咖啡店里。一个穷人带着两个小孩子过路，看见咖啡店的陈设漂亮，六只大眼睛都向里面呆望着。

那位父亲的眼睛仿佛说：“真漂亮！天下的黄金怕都关在这所房子里了。”大孩子的眼睛仿佛说：“真漂亮！真漂亮！但是进去的人们都不是我们这种人。”小孩子望得太出神了，眼睛只表现一种呆拙而深沉的欣羡。

诗人们说过，娱乐能使人心慈祥。那一天晚上，这句话对于我算是说中了。我不仅被这六只眼睛引起怜悯，而且看见奢侈的杯和瓶，不免有些惭愧。我把眼睛转过来注视你的眼睛，亲爱的，预备在你的眼睛里印证同感，我注视你那双美丽而温柔的眼，注视作那双蔚蓝而活跃的、像月神所依附的眼，而你却向我说：“这般睁着车门似的大眼向我们呆望的人们真怪讨嫌！你不能请店主人把他们赶远些么？”

亲爱的天使，互相了解真不是易事，连恋爱者中间，心灵也是这样不可互相渗透！

连恋爱者中间，心灵也是这样不可互相渗透，追问其他！梅特林克说有人告诉过他，“我和我的妹妹在一块住了二十年之久，到我的母亲临死的那一顷刻，我才第一次看见了她”。这实在是一句妙语。我们身旁都围着许多“相识”的人，其实我们何尝“看见”他们，他们又何尝“看见”我们呢？

西班牙一位诗人说得好：“人在投股之前就被注定了罪的。”个个人面上都蒙着一层网，连他自己也往往无法揭开。人是以寂寞为苦的动物，而人的寂寞却最不容易打破。隔着一层肉，如隔一层壁，人是生来就注定了要关在这种天然的囚牢里面的啊！

朱光潜《咬文嚼字》原文阅读

《咬文嚼字》选自《朱光潜美学文学选集》

正文：郭沫若先生的剧本里婵娟骂宋玉说：“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上演时他自己在台下听，嫌这话不够味，想在“没有骨气的”下面加“无耻的”三个字。一位演员提醒他把“是”改为“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就够味了。他觉得这字改得很恰当。他研究这两种语法的强弱不同，“你是什么”只是单纯的叙述语，没有更多的意义，有时或许竟会“不是”；“你这什么”便是坚决的判断，而且还必须有附带语省略去了。根据这种见解，他把另一文里“你有革命家的风度”一句话改为“你这革命家的风度”。

这是炼字的好例，我们不妨借此把炼字的道理研究一番。那位演员把“是”改为“这”，确实改的好，不过郭先生如果记得《水浒》，就会明白一般民众骂人，都用“你这什么”式的语法。石秀骂梁中书说：“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杨雄醉骂潘巧云说：“你这贱人！你这淫妇！你这你这大虫口里倒涎！你这你这……”一口气就骂了六个“你这”。看看这些实例，“你这什么”倒不仅是“坚决的判断”，而是带有极端憎恶的惊叹语，表现着强烈的情感。“你是什么”便只是不带情感的判断。纵有情感也不能在文字本身上见出来。不过它也不一定就是“单纯的叙述语，没有更多的含义”。《红楼梦》里茗烟骂金荣说：“你是个好小子出来动一动你茗大爷！”这里“你是”含有假定语气，也带“你不是”一点讥刺的意味。如果改成“你这好小子！”神情就完全不对了。从此可知“你这”式语法并非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比“你是”式语法都来得更有力。其次，郭先生援例把“你有革命家的风度”改为“你这革命家的风度”，似乎改得并不很妥。“你这”式语法大半表示深恶痛嫉，在赞美时便不适宜。二、“是”在逻辑上是连接词，相当于等号。“有”的性质完全不同，在“你有革命家的风度”一句中，风度是动词的宾词。在“你这革命家的风度”中，风度便变成主词和“你（的）”平行。根本不成一句话。

这番话不免罗嗦，但是我们原在咬文嚼字，非这样锱铢必较不可。咬文嚼字有时是一个坏习惯，所以这个成语的含义通常不很好。但是在文学，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文学藉文字表现思想情感，文字上面有含糊，就显得思想还没有透彻，情感还没有凝炼。咬文嚼字，在表面上象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在实际上就是调整思想和情感。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一个说法而意味仍完全不变。例如《史记》李广射虎一段：

“李广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更复射，终不能入石矣”

这本是一段好文章，王若虚在《史记辨惑》里说它“凡多三石字”，当改为：

“以为虎而射之，没镞，既知其为石，因更复射，终不能入”。

或改为

“尝见草中有虎，射之，没镞，视之，石也”。在表面上似乎改得简洁些，却实在远不如原文，见“草中石，以为虎”并非“见草中有虎”原文“视之，石也”，有发现错误而惊讶的意味，改为“既知其为石”便失去这意味。原文“终不能复入石矣”有失望而放弃得很斩截的意味，改为“终不能入”便觉索然无味。这种分别，稍有文字敏感的人细心玩索一番，自会明白。

一般人根本不了解文字和情感的密切关系，以为更改一两个字不过是要文字顺畅些或是漂亮些。其实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情感，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姑举一个人人皆知的实例，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有“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劝他把“推”字改为“敲”字。这段文字因缘古今传为美谈，于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说得好听一点，都说“推敲”。古今人也都赞赏“敲”字比“推”字下得好，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今他推。他须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就显得寺里有人应门。他仿佛是乘月夜访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里假如不是热闹场合，至少也有一些温暖的人情。比较起来，“敲”的空气没有“推”的那么冷寂。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频添了搅扰。所以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究竟哪一种意境是贾岛当时在心里玩索而要表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想到“推”而下“敲”字，或是想到“敲”而下“推”字，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问题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境界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

无论是阅读或是写作，字的难处在意义的确定与控制。字有直指的意义，有联想的意义。比如说“烟”，它的直指的意义见过燃烧体冒烟的人都会明白。只是它的联想的意义远离不易捉摸，它可以联想到燃烧弹，鸦片烟榻，庙里焚香，“一川烟水”“杨柳万条烟”“烟光凝而暮山紫”“蓝田日暖玉生烟”——种种境界。直指的意义载在字典，有如月轮，明显而确实;联想的意义是文字在历史过程上所累积的种种关系。有如轮外月晕，晕外霞光。其浓淡大小随人随时随地而各各不同，变化莫测。科学的文字越限于直指的意义就越精确，文学的文字有时却必须顾到联想的意义，尤其是在诗方面。直指的意义易用，联想的意义却难用，因为前者是固定的后者是游离的，前者偏于类型后者偏于个性。既是游离的个别的他就不易控制。而且它可以使意蕴丰富，也可以使意义含糊甚至支离。比如说苏东坡的“惠山烹小龙团”诗里三四两句“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天上小团月”是由“小龙团”茶联想起来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关联，原文就简直不通。如果你不了解明月照着泉水和清茶泡在泉水里那一点共同的情沁肺腑的意味，也就失去原文的妙处。这两句诗的妙处就在不即不离若隐若约之中。它比用“惠山泉水泡小龙团茶”一句话来得较丰富，也来得较含混有蕴藉。难处就在于含混中显得丰富，由“独携小龙团，来试惠山泉”变成“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这是点铁成金，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这一点生发上面。

这是一个善用联想意义的例子，联想意义也是最易误用而生流弊。联想起于习惯，习惯老是喜欢走熟路，熟路抵抗力最低引诱性最大，一人走过人人就都跟着走，越走就越平滑俗滥。没有一点新奇的意味。字被人用得太滥也是如此。从前作诗文的人都依*“文料触机”，“幼学琼林”“事类统编”之类书籍。要找词藻典故，都到那里去乞灵。美人都是“柳腰桃面”“王嫱西施”，才子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谈风景必是“春花秋月”，叙离别不外“柳岸灞桥，做买卖都有“端木遗风”，到现在用铅字排印数籍还是“付梓”“杀青”。象这样例子举不胜举。他们是从前人所谓“套语”，我们所谓“滥调”。一件事物发生时立即使你联想到一些套语滥调，而你也就安于套语滥调，毫不斟酌地使用它们，并且自鸣得意。这就是近代文艺心理学家所说的“套版反应”（stockresponse）。一个人的心理习惯如果老是倾向于套板反应，他就根本与文艺无缘。因为就作者说，“套版反应”和创造的动机是仇敌；就读者说，它引不起新鲜而真切的情趣。一个作者在用字用词上离不掉“套版反应”，在运思布局上面，甚至在整个人生态度方面也就难免如此。不过习惯力量的深度常非我们的意料所及。沿着习惯去做总比新创更省力，人生来有惰性。常使我们不知不觉的一滑就滑到“套板反应”里去。你如果随便在报章杂志或是尺牍宣言里面挑一段文章来分析，你就会发现那里面的思想情感和语言大半都由“套板反应”起来的。韩愈谈他自己做古文“惟陈言之务去”。这是一句最紧要的教训。语言跟着思维情感走，你不肯用俗滥的语言自然也就不肯用俗滥的思想情感；你遇事就会朝深一层去想，你的文章也就是真正是“作”出来的，不致落入下乘。

以上只是随便举实例说明咬文嚼字的道理，例子举不尽道理也说不完。我希望读者从这粗枝大业的讨论中，可以领略运用文字所应有的谨严精神。本着这个精神，他随处留心玩索，无论是阅读或写作，就会逐渐养成创作和欣赏都必须的好习惯。它不能懒不能粗心，不能受一时兴会所生的幻觉迷惑而轻易自满。文学是艰苦的事，只有刻苦自励推陈翻新，时时求思想情感和语文的精炼与吻合，你才会逐渐达到艺术的完美。

《咬文嚼字》——忆朱光潜先生

1946年秋末，我从昆明复员到北平。抗日战争时期临时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恢复为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我进入了北大西方语文系。朱光潜先生是新任的西语系主任，我选读了他讲授的英国诗歌。

朱先生的课程颇有号召力，除了选课的同学外，还有不少人旁听。他讲授时除对本文进行阐释，对诗人及其时代背景加以评述外，还不时对英国诗学和中国诗学作一些扼要的参照对比，这一点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当年我的人生理想是当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正尝试写点诗，学习外国文学是想从异邦的缓斯那里寻求启示。因此朱先生的东西方诗学的比较，引起我的浓厚兴趣。虽然我当浪漫诗人的梦想和其它许多青少年时代的浪漫理想一样，大都在人生实践中消逝在时间的长河里，可那“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青春梦想，仍在记忆中留下一片依稀的温馨。

历经半个世纪的动荡和坎坷，大学时代的书籍保留下来的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幸而朱先生当年用作英诗教材的牛津大学版的《TheGoldenTneasury》（《金宝库》）尚存于我的书橱中，重新翻看这本书，书上还记有当年听课时极为简略的要点，多少残存一点朱教授的印迹。试举朱先生讲授J.Keats《odeToANightingale》（济兹《夜莺颂》）之一例：

……tendinthenight，

AndhaplytheQueen－Moonisonherthrone，

Cluster'dasoundbyallherstarryFays；

Butherethereisnolight，

Sanewhatfromheaveniswithbreezesblown

Throughverdurousgloomsandwinding

mossyWays·

夜这般温柔，月后正登上宝座，

周围是侍卫她的一群星星；

但这儿却不正明亮，

除了有一线天光，被微风带过

葱绿的幽暗，和苦薄的曲径。

在这里我记下来先生讲课的要点是：其诗情一如“云破月来花弄影”。

ThevoiceThearthlsPassingnightwasheard

Inancientdaysbyemperorandclown：

Perhapstheselfrsamesongthatfoundapath

ThroughthesadheartofRuth，when，sickforhome，

ShestoodIntearsamidthealiencorn；

Thesamethatoft－timeshath

Charm'dmagiccasements，openingonthefoam

Ofperilousseas，infaerylandsforlon．

今夜，我偶然听到的歌曲

曾使古代的帝王和村天喜悦

或许这同样的歌也曾激荡

露丝忧郁的心，使她不禁落泪，

站在异邦的谷田里想着家；

就是这声音常常

在失掉了的仙域里引动窗扉：

一个美女望着大海险恶的浪花。

为了让学生领悟这一段诗歌的意境，朱先生又引用了一首中国诗词：“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默默水悠悠，肠断白萍洲。”

朱光潜先生的实际讲课，当然比我的笔记丰富得多，充实得多。就仅从这过于简略的笔记，也不难窥见到朱先生教学的循循善诱，通过中国诗词引导学生体悟英国诗歌之精髓，使两种异质文化在深层次上得以沟通。如果不是学贯中西的学者，很难对西方诗歌和中国诗歌作这样深入浅出的阐释。就我当年师从的教授中，大概只有朱先生不时作这样的美学参照。

当年我对朱光潜先生的译著读得不多，大概只读过《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及一本通俗的美学著作，即《给青年的十三封信》，尚无力涉猎池的一些学术性论著。但对他在学术上的造诣是尊重的，对能聆听他的讲课也觉得很幸运。不过对朱光潜教授本人，我却并不敬佩；相反地倒有某种反感和敌对的情绪。这种抵晤根本与朱先生的学术人品无关，纯粹出于政治动机。

①据“旧约”，露丝是大卫王的祖先，原籍莫艾伯，以后在伯利恒为富人波兹种田，并且嫁给了他。

②中世纪的传说故事往往描写一个奇异的古堡，孤立在大海中；勇敢的骑士如果能冒险来到这里，定会得到财宝和古堡中的公主为妻。这里讲到，夜写的歌会引动美人打开窗户，遥望并期待她的骑士来援助她脱离险境。

从西南联大复员北平的同学，都经受过“一二·－”学生运动的洗礼。1945年12月1日，在昆明以西南联大为核心的学生发起一次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有四个学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杀害。因此多数学生在政治上倾向于反蒋介石政府。复员之后，在北平又形成了新的学运中心，从1946年底的“抗议美军暴行”，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1948年的“反剿民要活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直延续到北平解放。我当年也算是一个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对革命的热情至少不低于对学术的兴趣。“政治挂帅”，“政治第一，业务第二”，这些口号虽然是50年代才风行起来，可在40年代我们这些学生在颇大程度上已经身体力行了。在臧否人物时，首先着眼于政治思想倾向。朱光潜先生当年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据此一条，就足以把他置于政治对立面的位置上。

青年人热情单纯，涉世不深，看问题容易简单化，往往流于偏激。朱先生一直在大学教书，从事学术研究，从未从政。他也不是如胡适（当时任北大校长）那样对政治比较热衷的文化人，不时在政坛风云变幻中露蜂蝶。他基本上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虽然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性。当年国民党曾花不少气力动员教授参与亲政府的政治活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一些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极力拉拢，企图在国共两党之外树立第三种势力。朱先生很少参与这些活动，至少并不热衷于这些活动。我听朱先生讲课时，他是从来不谈政治的。当时北大学生组织的社团很多，经常请一些教授发表讲演，却从未见朱先生参加。（当然这些社团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倾向进步的，也有一些学术色彩较浓乃至右倾的。）说朱先生很少参加政治性活动，并非说完全没有。例如针对当年风起云涌的进步学生运动，他写过一篇《谈群众培养怯懦与凶残》，将学生运动视为暴民政治，立场十分鲜明。但从总体而言，朱光潜先生之所以成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并不一定证明他是个国民党的死硬派，曾为国民党政权立下过汗马功劳。更合理的解释是，国民党选他进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为了要借助一些名人学者来装演门面。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独裁腐败，在国内外已声名狼籍，特别需要有社会威望的人作政治花瓶。朱光游先生正扮演了这个角色。作出这一推断的最有力的依据是，1948年底北平被人民解放军围困时，蒋介石曾派专机来北平拟接一批知名学者南下，胡适就是这时从北平飞到南京去的。以朱先生之学术成就和政治身份，他完全可以作飞赴南京的选择的；但他选择了留在北大，等待解放。

既然朱光潜先生基本上是一个教授学者，那么对他的评价主要应根据他的学术造诣和教学成就，而不应主要根据他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倾向。在这个课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巴尔扎克即是卓越的范例。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对《人间喜剧》系列小说，给予极高的评价。“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他们并不因为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个保皇党而贬抑他作为小说家的功绩。我这个聆听过朱先生教诲并获益匪浅的学生，直到多年之后，才醒悟到青年时代的偏颇，应重新认识自己的老师。

在学生时代，我和朱先生没有私人交往。离开大学后，更难得有机会谋面。尽管如此，对朱先生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仍是关注的。这与其说主要出于师生之谊，勿宁说由于朱先生是个有代表性的学者，他的际遇意味着一种政治文化动向。在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出现过一阵美学热。这个美学热的重要内容，就是对朱光潜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判。美学批判较诸其它领域的大批判，学术气息多一点；大都仍保留着大批判文章的那种粗暴专横以势压人的浓烈时代色彩。名为学术讨论，实质是政治批判。倒是从朱先生发表的自我批判的文章中，我看到一个年事已高的学者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并剖析自己。为此他甚至重新学习了一门外语，俄语。那个年代，俄语才是最革命的语言。朱先生的自我批判，决非那种仅仅迫于政治形势而不得不表态以求过关的文字，而是力图按照马克思主义之理论体系清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种在学术上的严肃性和真诚性给我印象深刻。其时我自己在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中，也经常磕磕碰碰，不时处于悬崖边缘；对老师作为大批判靶子的处境，多少有所体会。

1966年神州大地刮起了一场超级政治风暴，我也被时代潮流裹挟，来到母校进行再学习。这次学习真正触动我心灵的，并非文海战术的大字报，却是在北大广场上，一批被揪出来示众的“反动学术权威”。示众的教授中我认识的不止一位，迄今记忆清晰的则只剩下朱光潜先生一人了。他们身上是否挂着大牌子，已记不太清楚；但肯定没有戴高帽子，因为朱先生这一次给我留下的深刻形象，是他稀疏头顶上在寒风中颤抖的一绺白发……这个画面激起了当年曾对他抱有成见的学生的深切怜悯和同情，并对这种亵读人性尊严的野蛮行径本能地反感。一个如此真诚地接受思想改造、力图脱胎换骨的知名学者，何以批判武器之不足，还需要动用武器批判呢？他究竟有多大的罪孽，非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新时期到来，春风又绿江南岸。朱先生恢复了他的教授学者的身份，而且似乎被尊为一个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研究美学的理论权威。

从80年代初始，我从事中国电影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时我才认真研读了朱光潜先生一批主要的译著。黑格尔的《美学》、《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西方美学史》等等。从这些著述和译文中，我深深感到朱先生中西文化根底之深厚，学识之渊博和治学态度之严整。朱先生的后半生虽经历了种种坎坷曲折，在他那一代的教授学者中毕竟还是幸运的，因为他在后半生留下了足以传世的一大批著作和译著。而我在大学里学习时的另一些教授，其中包括一些当年景仰的进步教授，如吴晗、张奚若、冯友兰、俞平伯、曾昭抡、向达……其个人命运和学术事业上的遭遇，就更为坎坷了。

比起老师们来，深感自己的根基和学识差之多矣。虽有志于在自己从事的学术领域有所开拓，往往力不从心，动辄捉襟见肘。我曾设想，如果在大学时代，能虚心求教于老师，更专注于学习，大概能突破现在学术研究上的局限。不过我从不忏悔大学时代选择的道路，脐身于时代洪流，既顺应历史的必然，也获得了许多人生道路上的宝贵教益。问题在于，离开大学之后，我的青壮年时代很大一部分时光消磨在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中，磋防岁月。待到自己充分意识到，客观条件也允许从事学术研究时，已年至半百矣！

中国

几代知识分子，饱经国耻国难，忧国忧民，却远未能发出可能发出的光和热。迄今中华民族在科学文化素质上比起先进国家的差距，恐怕更甚于经济上的差距。但愿上几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不致随风飘逝，能真正转化为中国文化发展繁荣的一笔财富！

作者简介罗艺军，原名罗毅军，1926年10月生，湖北新洲人。1944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1948年肄业于北大西语系。曾任《电影艺术》副主编、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现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罗艺军来源：《青春的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