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文嚼字》——朱光潜：边读书边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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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指寻研究生学习时，总是要求他们边读书边写作，认为这对读书治学大有益处，他说:“做学问光读不写不行，要写就要读得认真一点，要把所读的在自己头脑里整理一番，思索一番，这样就会懂得较透一些，使作者的思想经过消化，变成自己的精神营养”。
这条经验，是朱光潜先生在治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三十年代初，二十岁上下的朱光潜先到英、法两国上大学。他学了许许多多功课，解剖过鲨鱼，制过染色切片，读过建筑史，学过符号名学，但他的兴趣中心有三个立足点：一是文学，二是心理学，三是哲学，围绕着这三点，他勤奋攻读，读书过程中心一有心得，即动笔写下。后来干脆边读书边写起书来，在学生时代，他先后写出了《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悲剧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符号逻辑》等书。
边读书边写作，这条经脸很有道理。我们平时读书，是接受别人思想并加以分析鉴别的过程。一本书看看意思都清楚，但叫你讲一遍书中的思想，你往往讲不出来;或者讲不完全，这说明你还没有完全读进去;若要你用自己的话准确地把书本表达的思想概括出来。那你就更觉棘手了、粗读、口述、书写，三个阶段反映了读书的三种不同深度。
一般地说，普通的书籍只要能做到粗读和口述就可以了。但是，对一些重要的书，则必须真正吃透，达到烂熟于心，口能言、笔能写的地步，写书，能逼着你更专心地读书，更全面地收集参考书籍和资料，更深刻地领会书籍的内容，能帮助你发现自己知识结构的不足，鉴定自己的读书效果，以便采取补救措施;还能激发你对书本知识的思考能力、鉴别能力和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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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文嚼字（朱光潜）
郭沫若先生的剧本里婵姢骂宋玉说：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上演时他自己在台下听，嫌这话不够味，想在没有骨气的下面加无耻的三个字。一位演员提醒他把是改为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就够味了。他觉得这字改得很恰当。他研究这两种语法的强弱不同，你是什么只是单纯的叙述语，没有更多的意义，有时或许竟会不是；你这什么便是坚决的判断，而且还必须有附带语省略去了。根据这种见解，他把另一文里你有革命家的风度一句话改为你这革命家的风度（见文学创作第四期郭沫若札记四则）。
这是炼字的好例，我们不妨借此把炼字的道理研究一番。那位演员把是改为这，确实改的好，不过郭先生如果记得《水浒》，就会明白一般民众骂人，都用你这什么式的语法。石秀骂梁中书说：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杨雄醉骂潘巧云说：你这*人！你这淫妇！你这你这大虫口里流涎！你这你这一口气就骂了六个你这。看看这些实例，你这什么倒不仅是坚决的判断，而是带有极端憎恶的惊叹语，表现着强烈的情感。你是什么便只是不带情感的判断。纵有情感也不能在文字本身上见出来。不过它也不一定就是单纯的叙述语，没有更多的含义。《红楼梦》里茗烟骂金荣说：你是个好小子出来动一动你茗大爷！这里你是含有假定语气，也带你不是一点讥刺的意味。如果改成你这好小子！神情就完全不对了。从此可知你这式语法并非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比你是式语法都来得更有力。其次，郭先生援例把你有革命家的风度
改为你这革命家的风度，似乎改得并不很妥。你这式语法大半表示深恶痛嫉，在赞美时便不适宜。二、是在逻辑上是连接词（COPULA），相当于等号。有的性质完全不同，在你有革命家的风度一句中，风度是动词的宾词。在你这革命家的风度中，风度便变成主词和你（的）平行。根本不成一句话。
这番话不免罗嗦，但是我们原在咬文嚼字，非这样锱铢必较不可。咬文嚼字有时是一个坏习惯，所以这个成语的含义通常不很好。但是在文学，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文学藉文字表现思想情感，文字上面有含糊，就显得思想还没有透彻，情感还没有凝炼。咬文嚼字，在表面上象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在实际上就是调整思想和情感。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一个说法而意味仍完全不变。例如《史记》李广射虎一段：
李广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更复射，终不能入石矣这本是一段好文章，王若虚在《史记辨惑》里说它凡多三石字，当改为以为虎而射之，没镞，既知其为石，因更复射，终不能入。或改为尝见草中有虎，射之，没镞，视之，石也。在表面上似乎改得简洁些，却实在远不如原文，见草中石，以为虎并非见草中有虎原文视之，石也，有发现错误而惊讶的意味，改为既知其为石便失去这意味。原文终不能复入石矣有失望而放弃得很斩截的意味，改为终不能入便觉索然无味。这种分别，稍有文字敏感的人细心玩索一番，自会明白。
一般人根本不了解文字和情感的密切关系，以为更改一两个字不过是要文字顺畅些或是漂亮些。其实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情感，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姑举一个人人皆知的实例，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有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劝他把推字改为敲字。这段文字因缘古今传为美谈，于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说得好听一点，都说推敲。古今人也都赞赏敲字比推字下得好，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今他推。他须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就显得寺里有人应门。
他仿佛是乘月夜访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里假如不是热闹场合，至少也有一些温暖的人情。比较起来，敲的空气没有推的那么冷寂。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频添了搅扰。所以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究竟哪一种意境是贾岛当时在心里玩索而要表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想到推而下敲字，或是想到敲而下推字，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问题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境界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
无论是阅读或是写作，字的难处在意义的确定与控制。字有直指的意义，有联想的意义。比如说烟，它的直指的意义见过燃烧体冒烟的人都会明白。只是它的联想的意义远离不易捉摸，它可以联想到燃烧弹，鸦片烟榻，庙里焚香，一川烟水杨柳万条烟烟光凝而暮山紫蓝田日暖玉生烟种种境界。直指的意义载在字典，有如月轮，明显而确实
联想的意义是文字在历史过程上所累积的种种关系。有如轮外月晕，晕外霞光。其浓淡大小随人随时随地而各各不同，变化莫测。科学的文字越限于直指的意义就越精确，文学的文字有时却必须顾到联想的意义，尤其是在诗方面。直指的意义易用，联想的意义却难用，因为前者是固定的后者是游离的，前者偏于类型后者偏于个性。既是游离的个别的他就不易控制。而且它可以使意蕴丰富，也可以使意义含糊甚至支离。比如说苏东坡的惠山烹小龙团诗里三四两句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天上小团月是由小龙团茶联想起来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关联，原文就简直不通。如果你不了解明月照着泉水和清茶泡在泉水里那一点共同的情沁肺腑的意味，也就失去原文的妙处。这两句诗的妙处就在不即不离若隐若约之中。它比用惠山泉水泡小龙团茶一句话来得较丰富，也来得较含混有蕴藉。难处就在于含混中显得丰富，由独携小龙团，来试惠山泉变成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这是点铁成金，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这一点生发上面。
这是一个善用联想意义的例子，联想意义也是最易误用而生流弊。联想起于习惯，习惯老是喜欢走熟路，熟路抵抗力最低引诱性最大，一人走过人人就都跟着走，越走就越平滑俗滥。没有一点新奇的意味。字被人用得太滥也是如此。从前作诗文的人都依*文料触机，幼学琼林事类统编之类书籍。要找词藻典故，都到那里去乞灵。美人都是柳腰桃面王嫱西施，才子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谈风景必是春花秋月，叙离别不外柳岸灞桥，做买卖都有端木遗风，到现在用铅字排印数籍还是付梓杀青。象这样例子举不胜举。他们是从前人所谓套语，我们所谓滥调。一件事物发生时立即使你联想到一些套语滥调，而你也就安于套语滥调，毫不斟酌地使用它们，并且自鸣得意。这就是近代文艺心理学家所说的套版反应（stock
response）。一个人的心理习惯如果老是倾向于套板反应，他就根本与文艺无缘。因为就作者说，套版反应和创造的动机是仇敌；就读者说，它引不起新鲜而真切的情趣。一个作者在用字用词上离不掉套版反应，在运思布局上面，甚至在整个人生态度方面也就难免如此。不过习惯力量的深度常非我们的意料所及。沿着习惯去做总比新创更省力，人生来有惰性。常使我们不知不觉的一滑就滑到套板反应里去。你如果随便在报章杂志或是尺牍宣言里面挑一段文章来分析，你就会发现那里面的思想情感和语言大半都由套板反应起来的。韩愈谈他自己做古文惟陈言之务去。这是一句最紧要的教训。语言跟着思维情感走，你不肯用俗滥的语言自然也就不肯用俗滥的思想情感；你遇事就会朝深一层去想，你的文章也就是真正是作出来的，不致落入下乘。
以上只是随便举实例说明咬文嚼字的道理，例子举不尽道理也说不完。我希望读者从这粗枝大业的讨论中，可以领略运用文字所应有的谨严精神。本着这个精神，他随处留心玩索，无论是阅读或写作，就会逐渐养成创作和欣赏都必须的好习惯。它不能懒不能粗心，不能受一时兴会所生的幻觉迷惑而轻易自满。文学是艰苦的事，只有刻苦自励推陈翻新，时时求思想情感和语文的精炼与吻合，他才会逐渐达到艺术的完美。
《咬文嚼字》——朱光潜
朱光潜(1897-1986)，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安徽桐城人。192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文科教育系。1930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33年获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授、教务长。1946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代院长，中国美学学会第一届会长，民盟第三至五届中央委员。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毕生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在西方美学思想和中西方文化研究方面造诣较深。
朱光潜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写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专著，对于我国现代美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朱光潜也是我国现代比较美学和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之一。他所著的《诗论》是我国比较美学的典范作品，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著名诗论，触类旁通，潇洒自如，美不胜收。朱光潜认为：“在我过去的写作中，如果说还有点什么自己独立的东西，那还是《诗论》。《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么中国诗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作了一些科学的分析。”此外，他的《文艺心理学》也是融贯中西的经典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经过对自己以前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自我批判，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实践观点”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美学流派。粉碎“四人帮”后，朱光潜又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进行系统研究，对一些译文提出了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意见，他为我国现代美学建设，为建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和文艺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朱光潜
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
朱光潜，笔名孟实，安徽省桐城县人。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近代。王国维、蔡元培、鲁迅、周扬等为我国现代美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直到20世纪三十年代，美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时朱光潜写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专著，具有开拓意义。
朱光潜也是我国现代比较美学和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之一。《诗论》是我国比较美学的典范作品，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著名诗论，触类旁通，潇洒自如，美不胜收。朱光潜认为：“在我过去的写作中，如果说还有点什么自己独立的东西，那还是《诗论》。《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么中国诗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作了一些科学的分析。”此外，他的《文艺心理学》也是融贯中西的经典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经过对自己以前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自我批判，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实践观点”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美学流派。粉碎“四人帮”后，朱光潜又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进行系统研究，对一些译文提出了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意见，他为我国现代美学建设，为建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和文艺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西方美学史》是朱光潜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美学史著作，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代表了中国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水平。对黑格尔《美学》的翻译，为他赢得了崇高声誉。他的数量众多的译著和译文为我国的美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关于朱光潜的治学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自我解剖，不断批判。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批判和美学辩论中，朱光潜勇于解剖自己，严肃批判了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特别是他自己曾经宣扬过的唯心主义。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名教授，他的这一行为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以后，他不断地批判自己，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新的问题，堪称学者的楷模。
二是寻求真理、学风端正。
朱光潜通过批判唯心主义认识到以往自己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以后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原著。他在近六十岁时开始自学俄语，并用各种文本（中、德、俄、法、英）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他提倡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晚年的《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就是他治学精神的具体体现。
三是“三此主义”，忘我精神。
朱光潜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另一地位去做。”这是朱光潜不尚空谈，着眼现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朱光潜（1897．9—1986．3）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
朱光潜，笔名孟实，安徽省桐城县人。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近代。王国维、蔡元培、鲁迅、周扬等为我国现代美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直到20世纪三十年代，美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时朱光潜写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专著，具有开拓意义。这些著作对西方美学思想的介绍是较为详备的，对于美学基础知识、基本观点的阐述也较系统。《文艺心理学》从美感经验的分析开始，深入到美的本质的讨论，然后联系艺术的起源和艺术的创造，最后阐述美的范畴。书中还将西方现代美学的流派、观点，纳入各章加以介绍，旁证博引，沟通中西。
朱光潜也是我国现代比较美学和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之一。《诗论》是我国比较美学的典范作品，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著名诗论，触类旁通，潇洒自如，美不胜收。朱光潜认为：“在我过去的写作中，如果说还有点什么自己独立的东西，那还是《诗论》。《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么中国诗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作了一些科学的分析。”此外，他的《文艺心理学》也是融贯中西的经典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经过对自己以前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自我批判，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实践观点”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美学流派。粉碎“四人帮”后，朱光潜又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进行系统研究，对一些译文提出了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意见，他为我国现代美学建设，为建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和文艺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西方美学史》是朱光潜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美学史著作，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代表了中国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水平。对黑格尔《美学》的翻译，为他赢得了崇高声誉。
他的数量众多的译著和译文为我国的美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关于朱光潜的治学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自我解剖，不断批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批判和美学辩论中，朱光潜勇于解剖自己，严肃批判了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特别是他自己曾经宣扬过的唯心主义。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名教授，他的这一行为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以后，他不断地批判自己，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新的问题，堪称学者的楷模。
二是寻求真理、学风端正。朱光潜通过批判唯心主义认识到以往自己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以后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原著。他在近六十岁时开始自学俄语，并用各种文本（中、德、俄、法、英）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他提倡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晚年的《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就是他治学精神的具体体现。
三是“三此主义”，忘我精神。朱光潜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另一地位去做。”这是朱光潜不尚空谈，着眼现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光明日报》2001年4月3日
朱光潜《咬文嚼字》原文阅读
《咬文嚼字》选自《朱光潜美学文学选集》
正文：郭沫若先生的剧本里婵娟骂宋玉说：“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上演时他自己在台下听，嫌这话不够味，想在“没有骨气的”下面加“无耻的”三个字。一位演员提醒他把“是”改为“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就够味了。他觉得这字改得很恰当。他研究这两种语法的强弱不同，“你是什么”只是单纯的叙述语，没有更多的意义，有时或许竟会“不是”；“你这什么”便是坚决的判断，而且还必须有附带语省略去了。根据这种见解，他把另一文里“你有革命家的风度”一句话改为“你这革命家的风度”。
这是炼字的好例，我们不妨借此把炼字的道理研究一番。那位演员把“是”改为“这”，确实改的好，不过郭先生如果记得《水浒》，就会明白一般民众骂人，都用“你这什么”式的语法。石秀骂梁中书说：“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杨雄醉骂潘巧云说：“你这贱人！你这淫妇！你这你这大虫口里倒涎！你这你这……”一口气就骂了六个“你这”。看看这些实例，“你这什么”倒不仅是“坚决的判断”，而是带有极端憎恶的惊叹语，表现着强烈的情感。“你是什么”便只是不带情感的判断。纵有情感也不能在文字本身上见出来。不过它也不一定就是“单纯的叙述语，没有更多的含义”。《红楼梦》里茗烟骂金荣说：“你是个好小子出来动一动你茗大爷！”这里“你是”含有假定语气，也带“你不是”一点讥刺的意味。如果改成“你这好小子！”神情就完全不对了。从此可知“你这”式语法并非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比“你是”式语法都来得更有力。其次，郭先生援例把“你有革命家的风度”改为“你这革命家的风度”，似乎改得并不很妥。“你这”式语法大半表示深恶痛嫉，在赞美时便不适宜。二、“是”在逻辑上是连接词，相当于等号。“有”的性质完全不同，在“你有革命家的风度”一句中，风度是动词的宾词。在“你这革命家的风度”中，风度便变成主词和“你（的）”平行。根本不成一句话。
这番话不免罗嗦，但是我们原在咬文嚼字，非这样锱铢必较不可。咬文嚼字有时是一个坏习惯，所以这个成语的含义通常不很好。但是在文学，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文学藉文字表现思想情感，文字上面有含糊，就显得思想还没有透彻，情感还没有凝炼。咬文嚼字，在表面上象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在实际上就是调整思想和情感。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一个说法而意味仍完全不变。例如《史记》李广射虎一段：
“李广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更复射，终不能入石矣”
这本是一段好文章，王若虚在《史记辨惑》里说它“凡多三石字”，当改为：
“以为虎而射之，没镞，既知其为石，因更复射，终不能入”。
或改为
“尝见草中有虎，射之，没镞，视之，石也”。在表面上似乎改得简洁些，却实在远不如原文，见“草中石，以为虎”并非“见草中有虎”原文“视之，石也”，有发现错误而惊讶的意味，改为“既知其为石”便失去这意味。原文“终不能复入石矣”有失望而放弃得很斩截的意味，改为“终不能入”便觉索然无味。这种分别，稍有文字敏感的人细心玩索一番，自会明白。
一般人根本不了解文字和情感的密切关系，以为更改一两个字不过是要文字顺畅些或是漂亮些。其实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情感，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姑举一个人人皆知的实例，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有“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劝他把“推”字改为“敲”字。这段文字因缘古今传为美谈，于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说得好听一点，都说“推敲”。古今人也都赞赏“敲”字比“推”字下得好，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今他推。他须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就显得寺里有人应门。他仿佛是乘月夜访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里假如不是热闹场合，至少也有一些温暖的人情。比较起来，“敲”的空气没有“推”的那么冷寂。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频添了搅扰。所以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究竟哪一种意境是贾岛当时在心里玩索而要表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想到“推”而下“敲”字，或是想到“敲”而下“推”字，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问题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境界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
无论是阅读或是写作，字的难处在意义的确定与控制。字有直指的意义，有联想的意义。比如说“烟”，它的直指的意义见过燃烧体冒烟的人都会明白。只是它的联想的意义远离不易捉摸，它可以联想到燃烧弹，鸦片烟榻，庙里焚香，“一川烟水”“杨柳万条烟”“烟光凝而暮山紫”“蓝田日暖玉生烟”——种种境界。直指的意义载在字典，有如月轮，明显而确实;联想的意义是文字在历史过程上所累积的种种关系。有如轮外月晕，晕外霞光。其浓淡大小随人随时随地而各各不同，变化莫测。科学的文字越限于直指的意义就越精确，文学的文字有时却必须顾到联想的意义，尤其是在诗方面。直指的意义易用，联想的意义却难用，因为前者是固定的后者是游离的，前者偏于类型后者偏于个性。既是游离的个别的他就不易控制。而且它可以使意蕴丰富，也可以使意义含糊甚至支离。比如说苏东坡的“惠山烹小龙团”诗里三四两句“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天上小团月”是由“小龙团”茶联想起来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关联，原文就简直不通。如果你不了解明月照着泉水和清茶泡在泉水里那一点共同的情沁肺腑的意味，也就失去原文的妙处。这两句诗的妙处就在不即不离若隐若约之中。它比用“惠山泉水泡小龙团茶”一句话来得较丰富，也来得较含混有蕴藉。难处就在于含混中显得丰富，由“独携小龙团，来试惠山泉”变成“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这是点铁成金，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这一点生发上面。
这是一个善用联想意义的例子，联想意义也是最易误用而生流弊。联想起于习惯，习惯老是喜欢走熟路，熟路抵抗力最低引诱性最大，一人走过人人就都跟着走，越走就越平滑俗滥。没有一点新奇的意味。字被人用得太滥也是如此。从前作诗文的人都依*“文料触机”，“幼学琼林”“事类统编”之类书籍。要找词藻典故，都到那里去乞灵。美人都是“柳腰桃面”“王嫱西施”，才子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谈风景必是“春花秋月”，叙离别不外“柳岸灞桥，做买卖都有“端木遗风”，到现在用铅字排印数籍还是“付梓”“杀青”。象这样例子举不胜举。他们是从前人所谓“套语”，我们所谓“滥调”。一件事物发生时立即使你联想到一些套语滥调，而你也就安于套语滥调，毫不斟酌地使用它们，并且自鸣得意。这就是近代文艺心理学家所说的“套版反应”（stockresponse）。一个人的心理习惯如果老是倾向于套板反应，他就根本与文艺无缘。因为就作者说，“套版反应”和创造的动机是仇敌；就读者说，它引不起新鲜而真切的情趣。一个作者在用字用词上离不掉“套版反应”，在运思布局上面，甚至在整个人生态度方面也就难免如此。不过习惯力量的深度常非我们的意料所及。沿着习惯去做总比新创更省力，人生来有惰性。常使我们不知不觉的一滑就滑到“套板反应”里去。你如果随便在报章杂志或是尺牍宣言里面挑一段文章来分析，你就会发现那里面的思想情感和语言大半都由“套板反应”起来的。韩愈谈他自己做古文“惟陈言之务去”。这是一句最紧要的教训。语言跟着思维情感走，你不肯用俗滥的语言自然也就不肯用俗滥的思想情感；你遇事就会朝深一层去想，你的文章也就是真正是“作”出来的，不致落入下乘。
以上只是随便举实例说明咬文嚼字的道理，例子举不尽道理也说不完。我希望读者从这粗枝大业的讨论中，可以领略运用文字所应有的谨严精神。本着这个精神，他随处留心玩索，无论是阅读或写作，就会逐渐养成创作和欣赏都必须的好习惯。它不能懒不能粗心，不能受一时兴会所生的幻觉迷惑而轻易自满。文学是艰苦的事，只有刻苦自励推陈翻新，时时求思想情感和语文的精炼与吻合，你才会逐渐达到艺术的完美。
《咬文嚼字》——忆朱光潜先生
1946年秋末，我从昆明复员到北平。抗日战争时期临时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恢复为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我进入了北大西方语文系。朱光潜先生是新任的西语系主任，我选读了他讲授的英国诗歌。
朱先生的课程颇有号召力，除了选课的同学外，还有不少人旁听。他讲授时除对本文进行阐释，对诗人及其时代背景加以评述外，还不时对英国诗学和中国诗学作一些扼要的参照对比，这一点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当年我的人生理想是当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正尝试写点诗，学习外国文学是想从异邦的缓斯那里寻求启示。因此朱先生的东西方诗学的比较，引起我的浓厚兴趣。虽然我当浪漫诗人的梦想和其它许多青少年时代的浪漫理想一样，大都在人生实践中消逝在时间的长河里，可那“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青春梦想，仍在记忆中留下一片依稀的温馨。
历经半个世纪的动荡和坎坷，大学时代的书籍保留下来的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幸而朱先生当年用作英诗教材的牛津大学版的《TheGoldenTneasury》（《金宝库》）尚存于我的书橱中，重新翻看这本书，书上还记有当年听课时极为简略的要点，多少残存一点朱教授的印迹。试举朱先生讲授J.Keats《odeToANightingale》（济兹《夜莺颂》）之一例：
……tendinthenight，
AndhaplytheQueen－Moonisonherthrone，
Cluster'dasoundbyallherstarryFays；
Butherethereisnolight，
Sanewhatfromheaveniswithbreezesblown
Throughverdurousgloomsandwinding
mossyWays·
夜这般温柔，月后正登上宝座，
周围是侍卫她的一群星星；
但这儿却不正明亮，
除了有一线天光，被微风带过
葱绿的幽暗，和苦薄的曲径。
在这里我记下来先生讲课的要点是：其诗情一如“云破月来花弄影”。
ThevoiceThearthlsPassingnightwasheard
Inancientdaysbyemperorandclown：
Perhapstheselfrsamesongthatfoundapath
ThroughthesadheartofRuth，when，sickforhome，
ShestoodIntearsamidthealiencorn；
Thesamethatoft－timeshath
Charm'dmagiccasements，openingonthefoam
Ofperilousseas，infaerylandsforlon．
今夜，我偶然听到的歌曲
曾使古代的帝王和村天喜悦
或许这同样的歌也曾激荡
露丝忧郁的心，使她不禁落泪，
站在异邦的谷田里想着家；
就是这声音常常
在失掉了的仙域里引动窗扉：
一个美女望着大海险恶的浪花。
为了让学生领悟这一段诗歌的意境，朱先生又引用了一首中国诗词：“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默默水悠悠，肠断白萍洲。”
朱光潜先生的实际讲课，当然比我的笔记丰富得多，充实得多。就仅从这过于简略的笔记，也不难窥见到朱先生教学的循循善诱，通过中国诗词引导学生体悟英国诗歌之精髓，使两种异质文化在深层次上得以沟通。如果不是学贯中西的学者，很难对西方诗歌和中国诗歌作这样深入浅出的阐释。就我当年师从的教授中，大概只有朱先生不时作这样的美学参照。
当年我对朱光潜先生的译著读得不多，大概只读过《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及一本通俗的美学著作，即《给青年的十三封信》，尚无力涉猎池的一些学术性论著。但对他在学术上的造诣是尊重的，对能聆听他的讲课也觉得很幸运。不过对朱光潜教授本人，我却并不敬佩；相反地倒有某种反感和敌对的情绪。这种抵晤根本与朱先生的学术人品无关，纯粹出于政治动机。
①据“旧约”，露丝是大卫王的祖先，原籍莫艾伯，以后在伯利恒为富人波兹种田，并且嫁给了他。
②中世纪的传说故事往往描写一个奇异的古堡，孤立在大海中；勇敢的骑士如果能冒险来到这里，定会得到财宝和古堡中的公主为妻。这里讲到，夜写的歌会引动美人打开窗户，遥望并期待她的骑士来援助她脱离险境。
从西南联大复员北平的同学，都经受过“一二·－”学生运动的洗礼。1945年12月1日，在昆明以西南联大为核心的学生发起一次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有四个学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杀害。因此多数学生在政治上倾向于反蒋介石政府。复员之后，在北平又形成了新的学运中心，从1946年底的“抗议美军暴行”，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1948年的“反剿民要活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直延续到北平解放。我当年也算是一个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对革命的热情至少不低于对学术的兴趣。“政治挂帅”，“政治第一，业务第二”，这些口号虽然是50年代才风行起来，可在40年代我们这些学生在颇大程度上已经身体力行了。在臧否人物时，首先着眼于政治思想倾向。朱光潜先生当年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据此一条，就足以把他置于政治对立面的位置上。
青年人热情单纯，涉世不深，看问题容易简单化，往往流于偏激。朱先生一直在大学教书，从事学术研究，从未从政。他也不是如胡适（当时任北大校长）那样对政治比较热衷的文化人，不时在政坛风云变幻中露蜂蝶。他基本上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虽然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性。当年国民党曾花不少气力动员教授参与亲政府的政治活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一些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极力拉拢，企图在国共两党之外树立第三种势力。朱先生很少参与这些活动，至少并不热衷于这些活动。我听朱先生讲课时，他是从来不谈政治的。当时北大学生组织的社团很多，经常请一些教授发表讲演，却从未见朱先生参加。（当然这些社团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倾向进步的，也有一些学术色彩较浓乃至右倾的。）说朱先生很少参加政治性活动，并非说完全没有。例如针对当年风起云涌的进步学生运动，他写过一篇《谈群众培养怯懦与凶残》，将学生运动视为暴民政治，立场十分鲜明。但从总体而言，朱光潜先生之所以成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并不一定证明他是个国民党的死硬派，曾为国民党政权立下过汗马功劳。更合理的解释是，国民党选他进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为了要借助一些名人学者来装演门面。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独裁腐败，在国内外已声名狼籍，特别需要有社会威望的人作政治花瓶。朱光游先生正扮演了这个角色。作出这一推断的最有力的依据是，1948年底北平被人民解放军围困时，蒋介石曾派专机来北平拟接一批知名学者南下，胡适就是这时从北平飞到南京去的。以朱先生之学术成就和政治身份，他完全可以作飞赴南京的选择的；但他选择了留在北大，等待解放。
既然朱光潜先生基本上是一个教授学者，那么对他的评价主要应根据他的学术造诣和教学成就，而不应主要根据他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倾向。在这个课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巴尔扎克即是卓越的范例。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对《人间喜剧》系列小说，给予极高的评价。“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他们并不因为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个保皇党而贬抑他作为小说家的功绩。我这个聆听过朱先生教诲并获益匪浅的学生，直到多年之后，才醒悟到青年时代的偏颇，应重新认识自己的老师。
在学生时代，我和朱先生没有私人交往。离开大学后，更难得有机会谋面。尽管如此，对朱先生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仍是关注的。这与其说主要出于师生之谊，勿宁说由于朱先生是个有代表性的学者，他的际遇意味着一种政治文化动向。在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出现过一阵美学热。这个美学热的重要内容，就是对朱光潜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判。美学批判较诸其它领域的大批判，学术气息多一点；大都仍保留着大批判文章的那种粗暴专横以势压人的浓烈时代色彩。名为学术讨论，实质是政治批判。倒是从朱先生发表的自我批判的文章中，我看到一个年事已高的学者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并剖析自己。为此他甚至重新学习了一门外语，俄语。那个年代，俄语才是最革命的语言。朱先生的自我批判，决非那种仅仅迫于政治形势而不得不表态以求过关的文字，而是力图按照马克思主义之理论体系清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种在学术上的严肃性和真诚性给我印象深刻。其时我自己在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中，也经常磕磕碰碰，不时处于悬崖边缘；对老师作为大批判靶子的处境，多少有所体会。
1966年神州大地刮起了一场超级政治风暴，我也被时代潮流裹挟，来到母校进行再学习。这次学习真正触动我心灵的，并非文海战术的大字报，却是在北大广场上，一批被揪出来示众的“反动学术权威”。示众的教授中我认识的不止一位，迄今记忆清晰的则只剩下朱光潜先生一人了。他们身上是否挂着大牌子，已记不太清楚；但肯定没有戴高帽子，因为朱先生这一次给我留下的深刻形象，是他稀疏头顶上在寒风中颤抖的一绺白发……这个画面激起了当年曾对他抱有成见的学生的深切怜悯和同情，并对这种亵读人性尊严的野蛮行径本能地反感。一个如此真诚地接受思想改造、力图脱胎换骨的知名学者，何以批判武器之不足，还需要动用武器批判呢？他究竟有多大的罪孽，非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新时期到来，春风又绿江南岸。朱先生恢复了他的教授学者的身份，而且似乎被尊为一个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研究美学的理论权威。
从80年代初始，我从事中国电影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时我才认真研读了朱光潜先生一批主要的译著。黑格尔的《美学》、《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西方美学史》等等。从这些著述和译文中，我深深感到朱先生中西文化根底之深厚，学识之渊博和治学态度之严整。朱先生的后半生虽经历了种种坎坷曲折，在他那一代的教授学者中毕竟还是幸运的，因为他在后半生留下了足以传世的一大批著作和译著。而我在大学里学习时的另一些教授，其中包括一些当年景仰的进步教授，如吴晗、张奚若、冯友兰、俞平伯、曾昭抡、向达……其个人命运和学术事业上的遭遇，就更为坎坷了。
比起老师们来，深感自己的根基和学识差之多矣。虽有志于在自己从事的学术领域有所开拓，往往力不从心，动辄捉襟见肘。我曾设想，如果在大学时代，能虚心求教于老师，更专注于学习，大概能突破现在学术研究上的局限。不过我从不忏悔大学时代选择的道路，脐身于时代洪流，既顺应历史的必然，也获得了许多人生道路上的宝贵教益。问题在于，离开大学之后，我的青壮年时代很大一部分时光消磨在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中，磋防岁月。待到自己充分意识到，客观条件也允许从事学术研究时，已年至半百矣！
中国
几代知识分子，饱经国耻国难，忧国忧民，却远未能发出可能发出的光和热。迄今中华民族在科学文化素质上比起先进国家的差距，恐怕更甚于经济上的差距。但愿上几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不致随风飘逝，能真正转化为中国文化发展繁荣的一笔财富！
作者简介罗艺军，原名罗毅军，1926年10月生，湖北新洲人。1944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1948年肄业于北大西语系。曾任《电影艺术》副主编、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现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罗艺军来源：《青春的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
